蘇童：寂寞生活通向作家之路

　　蘇童本名姓童，和所有傳統的父母一樣，父親給他起了個很俗氣卻又期望很高的名字：童中貴。這個名字從1962年起，一直伴隨著他長大，讀完了小學、中學和大學，直到今天仍沒多少人知道。 “蘇童”這個名字的真實意思是：姓童的蘇州人。 

　　對自己的筆名，蘇童十分欣賞，甚至有點迷信“命與名隨”。說起來，蘇童喜歡文學，成為作家與自己的家庭并沒有什么關系。父母都是典型的市民上班族，平時就很勞累，也沒有多少時間管教自己的孩子。 

　　但這段時間的寂寞生活對蘇童后來成為一名作家非常重要。9歲那年，他得了腎炎，獨自在家熬藥喝藥，凡事嚴守醫(yī)囑，半年沒沾一粒鹽。實在忍不住，趁家里沒人，有一次他拿了根筷子在鹽罐周圍轉悠，但最后還是沒敢品嘗，怕死的念頭終究占了上風。 

　　當時家中的清苦是一盞15瓦的暗淡的燈泡，是潮濕的未澆水泥的磚地，是簡陋的散發(fā)著霉味的家具。母親去買鹽丟了五元錢，尋了整整一天，當她徹底絕望時，蘇童聽到了她傷心的哭聲。 

　　因為家里窮，母親買回的都是一包包廉價的茶葉末。在很長的時間里，蘇童一直認為這就是好茶葉。在他成名以后，直到有一位朋友來做客，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尷尬之色，問：“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腦放在一起了?”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。 

　　大部分時間，童年的蘇童只能在街頭巷尾和同樣年紀的朋友玩拍香煙殼，把香煙殼折成六角形，用手掌在一邊拍，使它翻轉過來，誰的力道大扇翻的香煙殼多誰就贏。還有一個叫“定銅”的游戲，在一塊磚上放好銅片，以半蹲姿勢從上往下砸銅片，砸準了就可把銅片占為己有?！?/p>

　　除了看小人書外，蘇童惟一的娛樂節(jié)目是看露天電影，那是逢盛大節(jié)日，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，搬著板凳在空地上看電影。《地道戰(zhàn)》、《南征北戰(zhàn)》、《偵察兵》都是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看到的。 

　　蘇童成為作家，主要是靠讀書得來的，在初中時期，手里也沒有什么閑錢，課堂外的大部分空余時間，只能是靠課外書閱讀。 

　　“我上初中時讀《紅與黑》、《復活》，書是借的，人家要得急，一個下午看一本。讀書多了，作文就寫得好。看多了，手癢，就開始寫作，最開始的時候，靠寫詩，再開始模仿當時流行的農村小說寫作，先列一張人物關系表：黨支書、民兵隊長、婦聯主任、地主和富農，還煞費心機給每個人物起個與身份相稱的名字。寫好了，便像放飛鴿一樣投給某報紙，然后天天翻閱那張報紙。煎熬半個月，不見影子。” 

　　1980年，蘇童考取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，在北京的四年里，他受到了正統的語言訓練與文學熏陶。他把對付功課外的全部時間，用在泡圖書館上，不停地練筆寫作。當時他給自己的任務是每天寫一首詩，在吟誦一番后再進教室，心里才感到充實。 

　　當時，蘇童的同學里，想當詩人、作家的人很多。有一天，蘇童讀到一位同學的三行小詩：產房/在/太平間的底下。他為此感到震驚，自愧弗如，覺得自己不是寫詩的料，于是轉向小說寫作。 

　　靦腆的蘇童因為怕同學笑話自己總收到退稿，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學的地址，寄收稿件。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，《星星》開始發(fā)表他的詩作，《青春》也開始發(fā)表他的小說了，處女作《第八個是銅像》還獲了獎，這大大地鼓舞了他繼續(xù)寫作的勇氣。在后來的日子里，蘇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學的四年比做是“一棵歪歪斜斜的樹”。 

　　22歲那年，蘇童大學畢業(yè)，被分配到南京藝術學院工作。有趣的是，他的年齡比該校一半以上的學生年齡還小。剛剛開始工作的蘇童，在工藝系當輔導員，日常任務就是幫學生領助學金、召集學生大掃除之類。因為經常在晚上開夜車寫小說，所以上班遲到就是家常便飯。被領導認為“懶散“的他，對當老師沒什么興趣，領導對他也沒什么熱情。在這一時期，他認識了韓東等一批寫作的朋友們，并開始在民刊《他們》上發(fā)表小說。 

　　不久，因為寫作的特長，得到朋友幫忙的蘇童跳槽到《鐘山》編輯部，成為一名專業(yè)的文學編輯。就這樣，在為人作嫁衣發(fā)稿的同時，也不忘自我武裝。很快，《桑園留念》、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》、《妻妾成群》等一批小說相繼發(fā)表在《收獲》等一系列雜志上，很快，在文學界得到承認的蘇童就引起了電影界導演們的注意。 

　　雖然小說不斷被改編成電影，但蘇童拿到的錢卻并不多。“蘇童的《妻妾成群》被改編成《大紅燈籠高高掛》之后，他來北京找我，嘴都是歪的，笑歪的，他告訴我他狠狠地敲了張藝謀一筆，要了4000元的改編費。”蘇童的好朋友余華回憶說。 

　　在成家以前，蘇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間單位宿舍里。當他與同是中小學的同學魏紅結婚成家有了女兒以后，手里有了點錢的蘇童一直想買房。但奇怪的是，十年時間里，想買房不愿意按揭貸款的蘇童手里錢總是不夠，總是離房款差5萬元錢。直到十年后，才買上房子。　 

　　來源：北京青年周刊 烏力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