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滅籍記》（長篇小說）

　　范小青最開始的創(chuàng)作初衷只想寫一部以“回到蘇州”為主題的故事，蘇州老宅的前塵往事在她的心里占據(jù)著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動筆之前，她積累了大量有關老宅子的各種故事，面對堆積如山資料，她突然感到無所適從，“我在生活中處處可以看到悖論、荒誕，那個真實寫故事的自己無法回去了，我要寫現(xiàn)實的荒誕和形而上”。

　　就這樣，有了《滅籍記》的“不一樣”。這一次，她將目光轉向“身份的尋找”，準備用當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記憶中的蘇州。

　　距離范小青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《褲襠巷風流記》已過去30余年。作為土生土長的蘇州人，范小青的作品始終浸染著濃濃的蘇州色彩。30年間，“老蘇州”逐漸變成“新蘇州”，她筆下的蘇州書寫也在不斷產(chǎn)生變化?！稖缂洝分械淖兣c不變恰好印證了范小青創(chuàng)作歷程的堅守與革新。

　　在范小青的小說中，"身份的主題"是一個關鍵性概念，伴隨的是"我是誰"的困惑與追問?，F(xiàn)代社會中，"戶籍"、"身份證"是幾張紙片，更是個人生存于社會之中的證明，它承載的“身份”負載了歷史與哲學的多重復雜含義。一方面，身份的證明是如此的重要，以至于如果被“滅籍”，這個人在社會中也將不復存在；另一方面，偽造、篡改各種證明又是如此輕而易舉。作家李浩認為，"范小青揭示了一個有著世界共性的問題：隨著時代的變化，我們似乎越來越不信任‘具體’，而越發(fā)依賴于‘那張紙’來證明或確立自己。離開這張’紙’，人們的真實生命、真實生活馬上變得虛幻起來。《滅籍記》是少見的帶有哲學思維的中國小說"。

　　其實，“尋找”的主題在范小青之前的小說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(xiàn)。據(jù)評論家、沈陽師范大學教授賀紹俊分析，“尋找”是范小青小說構思的出發(fā)點，從《我的名字叫王村》到《滅籍記》，她的“尋找”逐漸深入，從尋找“一個賬本”的具體行動走向尋找身份的抽象，最終走向哲學思考?！稖缂洝窂臅r代風云的變化展現(xiàn)人們身份的起伏，現(xiàn)代社會的結構決定了身份的證明必不可少，但在特定的年代里，身份的證明約束了人們的行為和個人自由，它更像一個薄薄的刀片，閹割掉人們的精神追求。范小青正是通過“尋找”，探求現(xiàn)代社會的結構如何才能更加完善。

　　在中國作協(xié)副主席閻晶明看來，這部小說涉及到“一張紙與生命”、“歷史與現(xiàn)實”的關系，范小青將主題濃縮為“一張紙”，沒有將之全盤荒謬化，也沒有過多的加以批判，而是表達出人在現(xiàn)代社會對身份的焦慮和無奈。在“身份的找尋”中，小說沒有脫離現(xiàn)實主義精神的追求，同時又帶有荒誕性，在現(xiàn)實主義和現(xiàn)代主義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，這是小說創(chuàng)作的一大特點，是具有先鋒性的文學探索。

　　《滅籍記》中，一張紙可以讓一個人憑空變成另一個人，也可以讓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活在現(xiàn)實中。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，范小青看到太多類似的事情，書中所寫的故事，是虛構，也是真實。“我自己一家五口人，有三個人的戶口本上的出生日期都是2月1日，可是家里沒有一個人出生在這一天。”她認為，現(xiàn)代生活中的身份問題就是時代變化中產(chǎn)生的荒誕。在時代“新”與“舊”交替的時候，舊規(guī)則沒有被完全打破，新規(guī)則也沒有完全確立，這時就會產(chǎn)生“縫隙”，成為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源泉。

　　賀紹俊將這一特點稱為“理性的荒誕”。范小青對生活的荒誕性進行理性的思考，這使她的創(chuàng)作不同于現(xiàn)代主義、后現(xiàn)代主義的荒誕性，繼而呈現(xiàn)出一種現(xiàn)實主義的“荒誕的理性”。 

　　小說有這樣一段描寫，故事三中的人物“鄭詠梅”的大學同學開同學會，大家爭相回憶自己與“鄭詠梅”的過往，殊不知，“鄭詠梅”并不真正存在。這樣一個被身份證明虛構出來的人，最后反而在漏洞百出的集體回憶中被真真切切的建立起來了。這一情節(jié)看似荒誕，實則表現(xiàn)出歷史與記憶錯綜復雜的關系。對此，范小青稱，“我通常對歷史的敘述持一種較為懷疑的態(tài)度，所以我會在《滅籍記》里有這樣的情節(jié)安排。即使是自己親身經(jīng)歷過的事情，在記憶上也會有誤差。在我的小說里，關于歷史的部分，從來不會作出特別確切的判斷。因為有些事情即使是你親身經(jīng)歷過的，你也很難做出百分之百的精準判斷，更何況很多事情是他人經(jīng)歷的，而你只是一個身處其外的聽眾。”

　　《滅籍記》不僅輕松幽默，還通過描繪“滅籍”帶來的種種機遇、狀況讓人反思自身，即我們如何與世界相處，我們是否被“那張紙”蒙蔽，是否還有能力證明“我是我自己”、“我從哪來”的問題。“無論是互聯(lián)網(wǎng)體系抑或其他體系，所謂的自我存在都會變得相對模糊或更加精確，文學和哲學共同探討了在當下的社會中如何能夠更好地認知自我，《滅籍記》提供了這樣的可能。”李浩這樣總結。（來源：中國作家網(wǎng)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