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花復刊號發(fā)表我寫的小說處女作《把家》，不覺已經四十年。這是值得懷念的。能在四十年前喊出農民心聲，能作成文學作品，完全是一種感激的因由。
一九七八年由黨中央發(fā)起的農村改革，是貼切當時，迎合億萬農民的。那是民心的一種默契，那是過好日子的一種催生。
小時候就聽慣了這些歌聲：
“……向前向前向前，我們的隊伍向太陽，腳踏著祖國的大地，背負著人民的希望。”
人民的希望是什么？
過好日子把好家，這是億萬淳厚農民最樸實的夢想。正是共產黨執(zhí)行著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宗旨，為人民謀幸福，人民才歌唱大救星。
可是，一些居心叵測的陰險分子抓到權后，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愚弄民眾的手段，不是把科學和知識送到農村，而是課停校散，把懵懂孩子遷回鄉(xiāng)下，增添農村農民的負擔。還要對廣大農村搞起割資本主義的尾巴。神圣的革命二字在花樣翻新中變得畸型了，一個好端端地農村被弄得連雞鴨家禽都不準畜養(yǎng)了。
這還是“為人民謀幸福”嗎？
我原是橋林雙垅大隊的保健醫(yī)生，因為自負盈虧，年終掙了七百多元，一下子被誣成走資本主義，打翻在地，把我的兩只膀子捆得發(fā)紫，簡直像熟藕一樣。
至于農村里的農婦，在辛苦上工的起早帶晚，蹲家前屋后，刨種菜蔬，偷偷摸摸拎上街換錢買油鹽，也常常被造反的爪牙踢了雞蛋，踩了竹籃。一個在合作化初期就是江浦縣互助組帶頭人的丁伯伯，因為支持村民養(yǎng)雞鵝，被揪到臺上，連夜批斗。遍天下的農民家庭，每天粥飯稀溜溜，不得溫飽，對這種越來越不像剛解放初期所展望的好日子，越來越讓人困惑了。
我的心頭，對曾經高唱并印在小學課本上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，愈發(fā)情思綿綿。那是多么令人遐想的中國夢啊---
……兒童在歡笑，老人享安康，從前我們受雨淋，今天我們住新房，家家戶戶喜氣洋洋，讓洪水聽受使喚，叫沙漠披上綠蔭。我們的力量移山倒海，勞動的熱情無比高漲，我們要和時間賽跑，迎接偉大的建設高潮。……
熱衷于心的歌聲，不斷促使我捫心自問，新中國的人民為什么又被反翦躬腰不團結友愛了？對農村當時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策，搞得農民生活掘據，吃飯少油缺鹽，夜晚沒有點燈的油，有了強烈地認識。
我一個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百姓孩子，有著與人民一樣對美好的向往，所以我清楚，社會主義只會讓人民過好日子的。決不會不讓人民過好日子的。成千上萬的先烈，正是沖著人民解放的好日子，才有義無反顧地前撲后繼。先烈們若發(fā)現新中國的人民還吃不飽，穿不暖，不急得跳腳，非必要找壞家伙算賬不可。造反派搞亂了社會，才是真正應該被社會所唾棄！
果然，困惑著的日子，在一九七八年有了轉機。人民為這個轉機報以推胸置腹地歡呼，一曲激情充沛的繡金扁，唱出了人民對黨的深情厚誼。人民所以情真意切地要這么唱？因為轉機不啻似又一次解放，謀幸福，謀生存，終于獲得了撥亂反正。于無聲處，我也見到了改革開放的驚雷滾動。
驚雷，那一炸而風，暴雨滂沱的氣勢，讓干裂的土地停止了沙化。
雷霆的萬鈞之力，是正義化身的天鼓。戰(zhàn)鼓的炸雷，力拔山兮氣蓋世。
由于改革邁開了第一步，辛苦的農家能夠在家前屋后養(yǎng)畜上了雞鵝，扒種上了菜蔬，操持的雖還艱難，這一舉一動卻是十分有力的。因為帶著了希望，勤勞的農家人何惜乎力氣呢？盡管累了一天，一覺睡了又恢復了飽滿的力氣，讓我看得真切，歷歷在目，于是一鼓作氣，將我身邊的事例拿到春女和春女媽的形象中，喊出發(fā)自農民肺腑的心聲。
當時農民最基本的良好愿望莫過于把好自己的家了。改革，讓農民最基本的良好愿望成為可能，我順應農民最基本的良好愿望，抓起文學之筆，將這種立地頂天的豪情訴諸了筆端，一口氣創(chuàng)作了以農民心聲為題的文學作品《把家》。一九七八年十月，江蘇省唯一的一份文學期刊復刊。就在這個復刊號上，雨花編輯李克因，姚忠瑞，龐瑞艮，膽氣十足，以《雨催花發(fā)》的改革信心，首選小說《把家》登載，讓農民正義的呼喊聲一下子響徹大江南北，其影響之力，不徑而走，及至浙贛，連同安徽大地，一齊韻動起來，有力推動了農村改革步伐。正是農家的把家心切，一見到改革有了好政策，農村專業(yè)戶一下子空前活躍了起來，其影響之深，范圍之廣，令人欣喜。到第二年的春秋，江蘇農村的萬元戶更多了。
能光明正大，為處在貧困線上的億萬農戶喊出農民的切身要求，《把家》的呼聲，起到了文學服務社會，文學以人民為中心的積極作用。當時的社會環(huán)境，正處在“實踐是檢驗真理”的大討論中，也正是在億萬農戶的冷暖饑飽的實踐中，有了動搖不了的最佳答案。
不妨節(jié)選一段當年小說主人公的話:
……春女媽面對空院，空柵欄，抹著給汗粘連的亂發(fā)，忿忿道: “自留地要砍盡，豬鴨雞鵝要搞光，看樣子還不準我上工呢！這么亂槽糟下去，砸了飯碗連鍋端，是想叫我們喝西北風不成呀。要我說，搞資本主義的就是那些造反鬼混的！為什么反讓他們神氣，不割掉那些拖腿的東西呢？”……
當春女媽聽說農村一套經濟政策都是四害給搗的亂，她一下站起身，抄了把開鋤，朝前跨了兩步，向著長滿繭花的手心噴的啐了口唾液，雙手攥緊了開鋤把，憋足氣力，揮地將開鋤夯舉過頂，向著荒廢了的菜畦空地狠狠地刨筑下去。……
……深情回憶當年寫作，內心又洶涌起了一種驚心動魄。
農民的艱難困苦是那樣的沉重，文學在當時也遭到了滅頂之災。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改革開放，也讓文學期刊有了復刊的契機，為祖國和民族復興當好馬前卒，文學重新大放了光芒。但以后的九十年代與新紀元開始，有些文學人士對文革動亂時“一朝被蛇咬”，連草繩也懼怕了。竟要文學遠離政治，造成許多不必要的多元化，以至讓人誤以為文學似乎無用論了。試想，如果沒有改革初期文學的亮劍，窒悶的氛圍能一掃而澄嗎？文學與改革的緊密結合，文學與農民的合抱成團，農村改革才有了人心向往的氣象。小說《把家》以文學的人民性，喊出農民的心聲，作成了農民文學的復蘇，升華了農民精神面貌，把好了農民的家。
文學的積極性，就在于貼切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上。文學也只有水乳交融在這個最能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政治生活中，才有史詩的力量，萬古長青。
四十年前雨花復刊號在《雨催花發(fā)》文欄首推發(fā)表我寫的小說處女作《把家》，不但在當時對農村專業(yè)戶起到了鼓勵作用，即使今天讀來，那一種人民對美好生話的向往，也栩栩如生，纖毫畢現在眼前的。
毋庸置疑，密切聯系黨的政治理念的文學作品，才是最能代表文學前進方向的。這才是江蘇文學的品貌和實績。因為只有這樣的文學作品，才能表達人民的真切愿望。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全心全意，決定了這條文學的大道。
值此習近平新時代，我們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，以不忘初心的精神重溫當年工農業(yè)各個戰(zhàn)線邁出的每一步，所以都那么美好，正因為邁出了最正確最堅實最端行地第一步，正是扣好了第一顆扣子，打下了發(fā)展基礎，才有了爾后的經濟建設的突飛猛進。在習近平新時代，中國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強國，徹底地舊貌換了新顏，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接近實現兩個百年的美好夢想，好生欣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