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海嬰先生因書相交，前后過從十五年，音問未斷。蓋我為其父母編選過《愛的吶喊》《許廣平文集》（三卷）和《魯迅的藝術(shù)世界》。其間他致我的信凡四十六通，均談書稿，鮮及家事及其他。私信，是一個人真實的隱秘世界，由信來讀人或是一個獨特的視角。
由于海嬰的身份特殊，是讀者關(guān)注度頗高的公眾人物。我不諱言，坊間對其時有微詞。我想就我個人與其“面對面”的交往和白紙黑字的信，來談?wù)剬λ挠∠蟆?/p>
1998年1月周海嬰在北京《許廣平文集》首發(fā)式上
我眼里的海嬰先生是大度的
我認識海嬰始于1996年。我為供職的出版社策劃選編了一本魯迅、許廣平散文合集《愛的吶喊》，函請他授權(quán)，他欣然同意，出版社表示“愿意按國家規(guī)定支付稿酬”，并提供了另一家出版社付酬方式和較低的付酬標準。該書出版以后，本社除按合約只付許廣平部分的稿酬外，另付了一幀照片的稿費，象征性的而已。海嬰在復(fù)信時特別提及“收到這部分（指照片）使我十分感動，因為多少年來，不論在什么書籍上，照片似乎已經(jīng)在幾十年前進入了‘流通領(lǐng)域’，當然，我也似乎‘清高’而不去追索。”還說了一番致謝的話。
次年春，我進京公干，順道拜訪了他。我問許廣平先生所著《遭難前后》一書解放后出版過沒有。他說國內(nèi)沒有出過，柯靈先生于1980年推薦給香港劉以鬯先生，在香港文學(xué)出版社出了一次。當我了解許廣平的幾部著作已多年未再版，市場斷貨，又念及許廣平先生百年誕辰在即，于是萌發(fā)編《許廣平文集》的創(chuàng)意。海嬰聽了，十分高興。選題在社里順利通過，很快進入操作階段。海嬰在北京魯博及魯研界朋友的幫助下，陸續(xù)將稿件分批寄來。事先說好合同條款由我方初擬，再請他提意見、相商。海嬰復(fù)信寄回合同，沒作實質(zhì)性的修改，只說希望出版日期提前半年，作為許廣平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大會禮品。因書稿工程較大，文稿搜集要完備也很瑣碎、麻煩，出版日期如此之短，當時我只答復(fù)：“爭取如期”出版，他表示理解，又說“他的話只是代表家屬的建議和希望而已”。文稿在較短時間內(nèi)備齊，海嬰附信說：“目前奉寄的各類稿子可以說是全部的99.999%（以擬收考慮的供選稿）”。我請他先編目、分類，他沒有做，說怕我們會為難，“我是有意不分類編目，目的是使你們主動，便于取舍”。這也是真話，他提出主導(dǎo)意見，可能會左右我們既定的編輯方案。我把另一位責(zé)編孫金榮同志擬的“編目”奉上，請他“指正”。他復(fù)信說：“文集的分卷方法甚好。就這樣編排好了，替我謝謝孫先生。”但他將“出版前言”的第一段改了一下，附言說“這是不作數(shù)的”，由我們定奪。他既如此“大度”，對他的意見，我們也就實事求是地有取有舍。事后，他未表示異議。我們相互間的溝通比較順利，雙方都很滿意。
周海嬰于1996年9月30日致作者的信
因為這是由他主持為母親出版的“文集”，無論從哪個角度，他都該寫點紀念文字。經(jīng)我之邀后，他答應(yīng)寫“后記”，有點調(diào)侃地說：“有些感情性質(zhì)的話以及牢騷之類，放在后面為宜。”一周后，我收到海嬰的“后記”。應(yīng)該說，海嬰是比較好激動的，也愛發(fā)點牢騷。他的“后記”原稿中有一段是寫許廣平去世后，他本人及親屬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。讀了這些“牢騷”，我頗為難。此前，我已略知海嬰有點執(zhí)拗、喜歡較真，怕碰釘子；但我還是鼓足勇氣給他寫了一封長函，大意說這是許廣平先生的文集，含紀念性質(zhì)，“后記”中的“牢騷”話放在里面不大妥當，如果照現(xiàn)在這樣寫法，廣平先生在九泉下心也不安的。如實在有話要說，可另寫專文，不一定非要放在這兒。大概我言詞懇切，或許他意識到我的話不無道理，他來電話爽快地同意刪去，并說：“我把‘大權(quán)’交給你。”隨之，我將自以為“不妥”的一刀砍去，又將個別情感色彩偏激的措詞做了潤飾，力求平實一些。
《許廣平文集》在編選者署名時，我們曾一度“糾纏”了一番。前文已說過，最初與海嬰簽約時，海嬰“打官司”的消息，已見諸媒體。社長考慮該書是本社一手策劃的，為保證本社享有該書的專有出版權(quán)和對其他出版物的制約，社里提出本社應(yīng)有一位同志（讓我）充當副主編。后來在與海嬰一年多的交往中，看出他對我們出版社的權(quán)益十分尊重。例如在此期間，他拒絕了另一家出版社要重印《許廣平回憶魯迅》的要求，以保證本社的“文集”能有正常的發(fā)行量。所以我與社長商量，還是單署海嬰一人名為宜，更顯“正宗”。因此付印前，我于1997年8月15日致函海嬰說：“人與人之間，應(yīng)是相互尊重與愛護的，真誠是最可貴的。”“我們原先的考慮（署一副主編名）似已沒有必要。”9月1日他復(fù)長函：“關(guān)于先生副主編的具名，我以為很合宜的，這本‘文集’沒有先生的創(chuàng)意、策劃、奔波以及向社領(lǐng)導(dǎo)疏通，是不可能問世的。這點，我們家屬銘記在心。你的辛苦應(yīng)當體現(xiàn)在‘文集’上，不應(yīng)該當‘無名英雄’。”又說不署副主編名“是不公的，事實上，我的‘主編’是‘充數(shù)’的……”跟著，9月5日又來信，堅持他的意見：“關(guān)于署名，請再一次和社領(lǐng)導(dǎo)解釋一下，這本文集，工作是你做的。我只為了某種咱們商議好的原因、因素而‘堂皇’地擺在那（指便于宣傳、發(fā)行。作者注）。誰都知道，這是吹不響的濫竽，否則無地自容。若此，新書發(fā)布等等活動，我只好回避，躲起來了。”我打電話對他說，為感謝他的美意，我接受他在“后記”中鳴謝我的話。他旋即又打來電話，堅持要我署名。付印在即，9月10日我再次堅辭，并說明理由，責(zé)任編輯欄內(nèi)我已署了名，這“本身就是對我關(guān)于這部書稿工作的肯定……關(guān)于署名問題的討論，我們就此畫個句號”。并聲明書已付梓，木已成舟。事實上，也絕非如海嬰自謙的那樣“是一種擺設(shè)”。他為《許廣平文集》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，搜集、復(fù)印資料、大致分類，為初次發(fā)表的大量的歷史函件中的人物和事件作注；征求老照片，以及請雷潔瓊、趙樸初先生題詞等等；而這些工作，遠非一個責(zé)編力所能及的。
如果說當初簽約，作為出版社一方還心存疑慮的話，那么在該書的運作過程中，海嬰在文稿的處理對出版社的尊重上和拒絕他人重印《許廣平回憶魯迅》維護本社權(quán)益上，已表現(xiàn)了真誠合作的意愿。因此，我們才主動提出放棄署名。
從出版社的角度來說，在出版《許廣平文集》的盡心盡力上，也令周海嬰深深感動。為使該書能趕在許廣平百年誕辰紀念活動時出版，出版社督請承印廠加班加點，2月10日裝訂出第一批書。可是廠家在淮陰，交火車快運已來不及。偏偏此時天降大雪，到處冰天雪地。出版社出資請運輸公司派專車，日夜兼程終于在11日晚間平安抵京，為次日首都各界紀念許廣平大會獻上珍貴的禮品。海嬰表示：“實在太感動了，感動得要流淚了。”
這次出版社與海嬰的合作十分愉快。由此我想，這恐怕源于雙方的相互支持和理解。“尊重是雙行道”，此言不謬。
周海嬰于1997年9月5日致作者的信
一年后，我社出版了長篇紀實小說《魯迅》，我給海嬰寄了一本。海嬰初閱后，覺得文中對魯迅逝世下葬時的在場人及當時他的悲痛狀的描寫，“感到有點出入”，致函與我。我復(fù)印轉(zhuǎn)交給作者。后來，此信中的內(nèi)容被愛炒作的某媒體公開引用，海嬰遭到了非議，海嬰對此深感委屈。他后來對我說：“我無意否定作者的大作，只是感到有些不舒服罷了。”（作品中的那一段，把他寫得太不懂事了——作者注）。對媒體，海嬰后來大概有些怕了，再致信于我時，特別叮囑“請勿有任何舉動”。這回他理智地以平和的態(tài)度，淡化了這件事，沒再引起糾紛。2001年他的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樣書一出，海嬰便寄我一冊。書還沒收到，他便急火火地打長途來，要我談?wù)勛x后的感覺。不久，在南通師院舉辦的紀念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活動上我們見面了。他見我的第一句話便要我談“感覺”。我也直言不諱：“你的勇氣和坦率讓我佩服，但對書名和裝幀我不敢恭維，它不是最好的。”他笑而不語。我問書名是誰起的。他說是他兒子令飛和出版社商量的。夫人馬新云打趣：“早知道請你提提意見。”我說：“你們對我保密，怕我不給好價錢。”說到這兒，三個人都笑起來。
因為我們相互比較熟悉了解，說話也很隨便。這主要基于我有向海嬰“從諫”的歷史經(jīng)驗。晚年的海嬰活得確實比較累。早些年為兒子周令飛的婚事，累得喘不過氣來，后來是“維權(quán)”論爭，“官司敗訴，我的‘臭名’也遠播四海”（海嬰自語，片斷），就累上加累了。人言可畏，眾口鑠金。因時有微詞入耳，它或多或少也影響了我。但論人必須持平。王元化先生在該書序中說：“海嬰為魯迅版稅繼承權(quán)問題打官司，有些人不能理解，認為海嬰不該這么做。我卻不這么看。”因為“如果我們承認他也是一個公民，也有合法的權(quán)利，那么就應(yīng)該依法辦事了”，更況“事出有因”，才打官司“要錢”的。
海嬰是一位真誠、可信賴的朋友
在南通師范學(xué)院的會上，我大膽地與海嬰探討了魯迅先生的為人為文，包括魯迅當年對陳西瀅、梁實秋等的批評。海嬰很坦誠，他說：“金無足赤，人無完人。魯迅也是可以批評的，但必須讀通他的作品，研究他所處的社會背景和惡劣環(huán)境。他的文風(fēng)不得不犀利，語言不能不苛刻。”在談到有人覺得魯迅生性“多疑”、出語尖刻時，他說那是有些現(xiàn)代人對魯迅的誤解。魯迅一般針砭的是社會弊病而并不對具體的人。當然，他不是圣人，有時也會誤傷人；但當他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批評錯了的時候，也會自責(zé)。他舉例說，當年魯迅寫文章批評一位青年作家，事后知道那人確實是精神失常，便寫專文更正、說明，消除影響。海嬰又說，評價魯迅絕對不能脫離當時歷史大環(huán)境，不能用現(xiàn)代人的思維來要求他，應(yīng)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(tài)度。這一天海嬰在接受南通電視臺記者采訪時，筆者在側(cè)，親耳聽到他說：父親早已過世，他不能對死后的事負責(zé)。“文革”期間有人利用了父親，或者是父親對某人某事一時說話欠當，致使他當年的老朋友或親屬遭到一些傷害的話，我非常理解、同情他們（上述為大意）。在攝像機前，海嬰還微微欠身對因此而受到傷害過的人代表魯迅表示歉意。這是我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。
我與海嬰之過從告訴我，海嬰是一位真誠、可信賴的朋友。他和藹、平易近人，從不擺名人之后的架子，對我之請，凡能做到的，他都勉力而行。那年他的南通之行，就是受我代朋友之邀，推掉另一個活動而前往的。南通接待方缺乏經(jīng)驗，發(fā)現(xiàn)有不周之處后，向他表示歉意時，海嬰反寬慰對方，說當年他也做過接待工作，不容易辦得十全十美，出點小問題，可以也應(yīng)當諒解。他的寬容與大度令接待方很感動。
海嬰一輩子似乎活在父親的光環(huán)里。他戲言自己一輩子是“夾著尾巴做人”，但一輩子都在奮力傳承魯迅精神。晚年他與長子令飛在上海創(chuàng)立魯迅文化發(fā)展中心，通過演講、出書、辦展覽、拍電視，為弘揚、普及魯迅文化不斷“吶喊”。2006年秋，他偕令飛到南京請我在珠江路咸亨酒店吃飯，席間我們又談到合作出書的事。海嬰提議可否出版一本名為《魯迅的藝術(shù)世界》的書，將魯迅藝術(shù)方面的創(chuàng)作、設(shè)計和收藏集為一書。我向社長黃小初請示后獲準。海嬰十分高興，旋函請吳冠中、黃永玉、黃裳諸先生為該書寫評介文字，協(xié)調(diào)北京魯博與上海魯館的館藏資料，費三年之功終于完成。他親自出席上海的新書發(fā)布會，并為讀者簽名。晚年的海嬰除出版了《魯迅與我七十年》，攝影集《鏡匣人間》外，又組織出版《魯迅回憶錄》（手稿本），病中還關(guān)注《魯迅大全集》的出版……
周海嬰（右一）、馬新云（右三）和張純?nèi)A（右四）在上海
海嬰挺幽默，每每通話他都憋著一口南京土話與我交談。每年的賀卡花樣翻新，自做一些富有童趣的小圖案。因為我們相互比較熟悉了解，說話也很隨便。我曾私下問過海嬰，作為名人的后代，你感到驕傲的和社會壓力的兩方面，哪個大一些？海嬰的表現(xiàn)似乎很痛苦，說：“苦比樂多。大家對名人后代期望值太高，喜歡把他們裝在一個固定的框子里，在當代社會背景下，框子里的生活多難受！”
《魯迅的藝術(shù)世界》新書發(fā)布會，那是我與海嬰的最后一次見面。那次我見到周氏家族幾個主要成員：海嬰夫人馬新云、長子周令飛、長媳張純?nèi)A。
2011年4月7日，海嬰逝世，我代表出版社專程赴京吊唁，作最后的告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