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宋史三部曲”，夏堅勇著，譯林出版社，2023年8月
我對歷史題材作品的鑒賞，首先就是觀察作者的史觀，用文學的方式去書寫歷史的終極目的是什么。有兩個偉人說得很到位，一個是恩格斯，他以為：“我們根本沒有想到要懷疑或輕視‘歷史的啟示’；歷史是我們的一切。”另一個是英國教育家史蒂芬·斯賓德，他形象地表達了歷史的意義：“歷史好比一艘船，裝載著現(xiàn)代人的記憶駛向未來。”用這樣的觀念來解析夏堅勇的“文化大散文”大體是不錯的。
夏堅勇前三部作品研討我都參加了，第一部是上個世紀90年代對其首部“文化大散文”《湮沒的輝煌》的定性，而“宋史三部曲”的第一部《紹興十二年》在藝術(shù)上更加老辣成熟，《慶歷四年秋》就更加諧趣生動了，史實在生動的語言修辭和人物描寫中活色生香。但我始終把《湮沒的輝煌》看成是“宋史三部曲”這部史詩作品的序曲，因為貫穿這部交響詩的主旋律并沒有變奏，也就是作者的史觀一直是不變的，雖然《紹興十二年》和《慶歷四年秋》的敘述風格和方法與《湮沒的輝煌》相比有所變化，多了一些調(diào)侃、諧趣和佯謬的修辭手法，多了一些隱晦的史鑒評判，但它帶來的歷史意涵卻更加宏闊、豐富和深刻了。
1996年《湮沒的輝煌》出版，代表著中國散文進入了一個平面表達的時代，史鑒讓人駐足在歷史現(xiàn)場生動的描述中沉思，當年我閱讀時心潮澎湃，陷入了久久的沉思，竊以為，江南文人士子的性格是柔美婉約的，卻有著被人忽略了的強悍豪放的另一面。我被作品中江南士子那種大江東去、金戈鐵馬、氣吞萬里如虎的氣勢鎮(zhèn)住了，原來那是江南煙雨背后的電閃雷鳴，士子的錚錚鐵骨躍然紙上。
我從中讀出了鮮有的知識分子的風骨，讀出了在歷史的大變局中人性審美的掃描。在那次研討會上，夏堅勇的“歷史文化大散文”概念定性就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，當時我說，這種以史為鏡的大散文遠超平面寫作的吊古之作《文化苦旅》，毫無疑問，余秋雨造就了一場大眾文化的狂歡，讓千千萬萬普通讀者走進歷史的現(xiàn)場，滿足了觀看歷史風景的閱讀快感，然而，我們不能不遺憾地說，這是一次并無歷史深意的文化旅游指南，雖然，它能夠讓讀者從文化游覽的視角來欣賞歷史的風景。但是，深刻的歷史反思以及穿透歷史霧靄、反觀現(xiàn)實生活的深度是缺乏的，作家的隱形價值理念遠不及夏堅勇這種歷史敘事來得宏闊而精深。夏堅勇的作品中多了一些深沉的歷史哲思，更多了一些支撐現(xiàn)代知識分子骨骼的鈣質(zhì)。
我們欣喜地看到，夏堅勇十年磨一劍，于2016年4月完成了“宋史三部曲”的第一部《紹興十二年》，在當時的研討會上，我說這部作品組合成的歷史故事生動有趣，往往是用懸念的敘述方式吊足了讀者的胃口，在非虛構(gòu)的文本中，能夠把史實運用小說的筆法進行生動的書寫，有開端、發(fā)展、高潮、結(jié)局的故事情節(jié)節(jié)奏感，實屬難得；其次，作品具有深厚的思想穿透力，穿越歷史，與當下的現(xiàn)實生活鏈接，是一部充滿人文激情和人文價值理念的作品。這本書雖然和《萬歷十五年》一樣，選取的是歷史大變局的某個時間節(jié)點，但不同的是，它對人物的塑造和復雜人性的文學性表達，對當時社會歷史生活風俗的描寫，以及其所涵蓋的人物歷史內(nèi)容是廣闊的，上至天文地理、皇親貴胄，下到黎民百姓、販夫走卒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及，“工農(nóng)商學兵”無所不寫。此外我最激賞的是，文中處處有文眼，句句皆扣題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在書中是在場的，“我”是一個判官，常常跳出描寫來做批注，這是一種鮮明的批判價值立場的體現(xiàn)，穿透歷史現(xiàn)場，掀開歷史帷幕，兌現(xiàn)的是克羅齊“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”的史觀，從而引起對于當下社會生活的思考；再者，從藝術(shù)上來說，其語言是高古與通俗的雙向的融合，修辭上是幽默與俏皮的互動，調(diào)侃、諷喻的詞語很多，這種語言在歷史與現(xiàn)實之間來回跳躍，構(gòu)成的反差和落差給人的閱讀帶來了無限的想象空間。許多地方“兵不血刃”，作者不吐一個直白語詞，就將歷史意義的表達和人物性格描寫入木三分地表現(xiàn)出來了，不得不佩服作者運用“佯謬”語言表達的機智。這種歷史敘述風格一直貫穿于三部曲之中，讓歷史成為一塊藝術(shù)的“活化石”。
我以為，書中寫的紹興十二年南宋岳飛時代的種種事件的構(gòu)思，反射出當今學術(shù)界和文化文學界人文知識分子普遍的思想狀況。歷史反射文學，是衡量作家把握歷史題材價值理念的試金石，無疑，夏堅勇的作品往往在大變局的歷史節(jié)點中，找出了讓人會心的答案。
又過了十年，《慶歷四年秋》繼《紹興十二年》之后問世了，其視野和內(nèi)涵更加廣闊深刻了。我看了以后仍然很激動的原因是，我被作品中那種深刻的歷史隱喻所感動，于是，我在書籍的天地和兩邊進行了批注，可謂頁頁見紅。作品的兩個特點讓我眼前一亮：一個是歷史的深度發(fā)掘，也就是大量史料的收集當中，如何進行人物的細節(jié)描寫，如何處理史實與虛構(gòu)之間的文學性表達，可謂爐火純青。如何讓死的史料活起來，這才是文學作品達到的最高目標。因為很多人寫這類歷史散文，往往忽略的就是如何用文學的手術(shù)刀把死去的歷史和歷史人物重新“復活”，這就是胡適所說的“活的文學”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夏堅勇是開拓者，所謂“非虛構(gòu)文學”的虛構(gòu)成分，就是將細節(jié)，特別是在典型環(huán)境下的人物心理描寫，還原于人物的典型性格之中，在日常生活中將他復歸于正常人，從而進入現(xiàn)代生活的場景之中。在虛構(gòu)中，使用想象的、夸張的、延展的人物描寫，讓人物成為有血有肉的形象，矗立在歷史與現(xiàn)實交互的現(xiàn)場情境之中，這就是文學超越歷史的魅力所在。在這里，我們看到的是讓史料在虛構(gòu)的描寫當中，走向現(xiàn)實、走向未來的一種期許。
在這里，讓我感受最深的啟迪就是：歷史的空間在史料里面是有限的，而眾多人物的描寫與勾勒，有些甚至就是一個剪影，則是顯示一個作家是否能夠生動地把整個社會的面貌和本質(zhì)全部揭示出來的宏觀把握眼光和能力的體現(xiàn)。在這一點上，《慶歷四年秋》里面的描寫例證太多了，應(yīng)該說是既豐富了空間，又規(guī)避了一些不宜表達的東西。會心的讀者，可以在字縫里面尋找到很多現(xiàn)實生活的內(nèi)涵。
還有一點也很重要，作品中作家跳出來，用大量的旁白，進行指點江山的評點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。我以為這是開創(chuàng)了大散文的另一個抒情議論的描寫領(lǐng)域，這個領(lǐng)域開創(chuàng)了當代散文評點的先河。上個世紀80年代曾經(jīng)在中國興起過一陣模仿法國“評論小說”的風潮，但這個風潮很快就偃旗息鼓了，如今反思，像這樣的抽象論說在大散文里面出現(xiàn)，儼然是不同于所謂傳統(tǒng)套路的所謂“夾敘夾議”模式的，一個是生硬的插入，一個是順勢而為，不得不議的歷史抒情。作者作為一個在場的“我”，跳出來以后，穿插大量的歷史評判，那是一種超越歷史局限的書寫，是經(jīng)過深思熟慮的哲思的作品精華，成為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。
當然，作品中也有非常世俗化的描寫，跟市井生活勾連在一起，這些描寫正好反映出了整個中國階層和社會形成的斷面和張力，當然，這不僅僅是“清明上河圖”式的風景、風俗和風情的功能描寫，而是通過它折射出整個社會的歷史走向。
作者評點臧否人物的時候，是有節(jié)制的，有時候看起來只是哈哈一笑，背后卻隱藏著殺機。但遇到關(guān)鍵之處，其評點的時候，是點到為止，把更大的空間留給讀者去想象。這里面的警句太多了，太精彩了，尤其談國情，大宋民主政治所發(fā)明的一個詞叫“議論相交”，這一段的議論實在是讓人聯(lián)想太多了。
總之，對夏堅勇作品來說，這是一個新的高度，從《湮沒的輝煌》到《紹興十二年》《慶歷四年秋》之后，我們一直在等著“宋史三部曲”最后一部面世。
今天，我們終于看到了其收官之作《東京尋夢錄》，我一看到題目就尋思，為什么不延續(xù)前兩部作品的名稱呢？如果書名叫《景德四年》不是更妥帖嗎？然而讀了此書，才知作者“史鑒”之深意，對于執(zhí)政十年的宋真宗，和其身邊的皇宮貴族和大臣，以及各路地方官員的種種行狀描寫，預示了那個大變局時代潛伏著的危機。開篇之前，在扉頁上的那句《宋史·真宗本紀》上的“國君臣如病狂然，吁，可怪也”便是點題之筆也。從第一章“瑞雪兆‘瘋’年”，到尾聲“從坑書到焚書”，在調(diào)侃、幽默、諧趣、揶揄和佯謬種種修辭手法的表達中，作品的語言更加老到、曠達、精煉了。他讓我們在愉悅的歷史故事中，看清人物在現(xiàn)代的復活，看到了歷史并不是只能淌進同一條河流的真諦。只可惜的是許多歷史的隱喻或許一般讀者未必能夠讀懂，歷史的闡釋權(quán)交給了未來。
“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。”魯迅認為《史記》是“中國自然地看世界的方式和造世界的一部分”，那么，還有另外的一些部分，必須由當今的文人知識分子去填補空白。
夏堅勇的“歷史文化大散文”有了“序曲”，有了三個樂章的主題部分，那還有沒有最后一個終章的再現(xiàn)部分“終曲”（“尾聲”）呢？我仍然期待著。
夏堅勇的“文化大散文”乃史鑒乎，抑或史詩乎？
（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