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蓓佳談文學：困境、絕地求生和人性之光

　　“相伴短暫，離別漫長。整個天際，都是你飛過的自由。”“很多年之后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星空。那么多的星星，排山倒海一樣，一聲吆喝就會從天上嘩啦啦地傾斜下來一樣，那么的密，那么的莊嚴又熱切……”類似的流淌著盎然詩意和充沛情感的行文，在文中比比皆是，無比動人。我猜測作家在寫作過程中一定經(jīng)歷了如風暴般難以抑制的投入的情緒，果然，采訪證明了我的猜測，這部作品耗盡了作家的心力，體力、情感都承受不住這樣的大喜悅大痛苦，需要靠藥物來助眠。謹借此文，表達對用生命來寫作的作家的致敬。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是什么樣的機緣，觸發(fā)您寫下《野蜂飛舞》？站在80年前“五校西遷”的遺址成都華西壩上，您一瞬間的感受是什么？

　　黃蓓佳：作家在寫一部大的作品之前，通常要把這個寫作念頭養(yǎng)在心里，養(yǎng)一兩年，待它發(fā)芽膨脹，破繭而出，然后坐下來慢慢地從繭子里抽絲。但是我寫《野蜂飛舞》的念頭養(yǎng)得有點太久了，三十年前就有這樣的打算。不過那時候我還沒有開始寫兒童長篇，我想寫的是一群知識分子在抗戰(zhàn)后方的堅守和傳承。后來有種種原因，這本書一直沒有動筆。寫這本書的念頭又一直沒斷。

　　時間進入到五六年前，有一天我應邀去給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當評委，評出他們集團的年度十大好書。進得選書室，滿屋的書香，滿眼的絢爛，各家出版社上報的優(yōu)秀書籍鋪陳了長長短短七八張書案，陽光照在那些或莊嚴或諧趣的封面上，珍寶一樣熠熠生輝。

　　錯亂放置的幾百本圖書中，幾乎是命中注定的，我一眼看見了其中的一本《風過華西壩》。評選結束，我討要了這本煌煌幾百頁的紀實文學，帶回家中，當即研讀。兩天后讀完一遍。跟著我又從頭翻弄一遍。我發(fā)現(xiàn)我中蠱了，我被抗戰(zhàn)期間華西壩上的“另一所西南聯(lián)大”迷住了，三十年前的那個念頭，又開始在我心里伸腰萌動了。

　　想象一下當年不愿做亡國奴的先生教授們，如何帶著羸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，帶著他們心愛的書，儀器，實驗要用的種子和動物，還有大批追隨光明的學生們，搭車，坐船，步行，千山萬水地從淪陷區(qū)趕往大西南，而后在華西壩上安營扎寨，而后弦歌不輟，教學相長，讓民族的精神、民族的文脈得以綿延不斷。再想象一下當年那些熱血沸騰的年輕學子們，如何在戰(zhàn)火中安放自己的一張課桌，讀書，做學問，討論時局，學會思辨，直至用自己的身軀迎向日寇的子彈。還有那些跟隨父母跌跌撞撞一路西遷的孩子們呢？他們在遠離故鄉(xiāng)的地方長大，耳濡目染父兄們的慷慨悲壯，又終日浸潤在書香墨氣之中，他們會如何長大，又應該如何長大？

　　五年時間中，斷斷續(xù)續(xù)的，我的腦子里始終放不下這個誘人的題材。真要坐下來動筆，卻又感覺缺失一點什么，還達不到十足的氣定神閑。一直到前年春天，我去四川做校園讀書活動，終于有機會親臨成都華西壩，去感受八十年前那片寧靜又沸騰的熱土。

　　抗戰(zhàn)五大學——燕京、金大、金女大、齊魯大學、華西大學，其中的四所已經(jīng)隨著抗戰(zhàn)勝利悉數(shù)遷回內(nèi)地，留守下來的只剩今天的華西醫(yī)學院。漫步在草木葳蕤清幽雅致的校園，濃濃的民國風撲面而來，每幢舊日教學樓的銘牌清楚簡潔地標志了八十年前的短暫歷史。沿著寬大的咯吱作響的木制樓梯拾階而上，耳朵里似乎聽到了當年紛沓的腳步，青春透亮的笑聲，還有師生之間夾雜了英文單詞的會心對話，心中怵然驚悸，不由自主地閃身一邊，讓那些幻覺中的腳步匆匆的人兒先行過去。

　　然后我就看到了校園三三兩兩坐在長椅上讀書和背誦的學生們，他們十八九歲，二十郎當，眉眼疏朗，淺笑盈盈，多么年輕又多么好看！在他們當中，有沒有華西五大學師生的后代？他們知道不知道腳下的土地上曾經(jīng)發(fā)生過什么？祖輩祖祖輩的青春熱血，是不是依然在他們的身體中流淌？

　　就在那一瞬間，念頭破繭而出了，我明白自己要寫什么了。坐在華西醫(yī)學院校園長椅上的那一刻，真的是天地澄明，我迫不及待地要飛回南京，坐下來開筆。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擁有了創(chuàng)作和表達的沖動后，如何為《野蜂飛舞》尋找一個故事的內(nèi)核？怎樣的角度，怎樣的人物關系的設置？怎樣的開頭，情節(jié)推進和結尾？包括書名的到來？

　　黃蓓佳：這是一本以抗戰(zhàn)為背景的小說。1937年抗戰(zhàn)爆發(fā)，為了給中華民族留下讀書的種子，為了讓我們的文化、文明得以傳承和延續(xù)，國內(nèi)的一流大學紛紛西遷，四川和云南就成了這些師生們的落腳之處。國土可以暫時淪陷，軍民可以為國犧牲，學校不能不上課，教師不能不教學，這是當年中國的精英們的普遍認識。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，女孩黃橙子一家跟隨當教授的父親來到成都華西壩，住進了一個相對封閉的教師大院——榴園。隨后，父親又將他的老同學的遺孤沈天路接到家里，六個孩子在榴園破舊擁擠的小樓度過了自己不同尋常的童年。

　　榴園就是一個中心圓，一切的故事圍繞這個圓心發(fā)生，又從中心點延伸出無數(shù)的射線，履蓋了抗戰(zhàn)時期大后方人民日常卻又是非同尋常的生活。榴園又是一個小世界，在這個世界里每天都在上演著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家庭的歌哭歡笑，愛恨情仇，也上演著一幕又一幕教授們忠于職守又精忠報國的喜劇和悲劇?？嚯y和艱辛、戰(zhàn)爭和疾病都沒有能夠摧毀他們的意志，彼此間相依為命的經(jīng)歷反而讓那段歲月變得珍貴而絢爛。歷經(jīng)滄桑的土地上，頑強地開出了一朵又一朵的生命之花，友誼之花，愛情之花。

　　小說的最后，相伴短暫，離別漫長，大哥參加中國遠征軍犧牲在緬甸戰(zhàn)場，大姐北上抗日，卻沒能活到勝利的一天，沈天路終于成為自己最敬仰的飛虎隊的一員，也終于駕駛著心愛的飛機與敵機同歸于盡。遺下女孩黃橙子，彈奏著沈天路生前最喜歡的樂曲《野蜂飛舞》，在對心愛的男孩的緬懷中活到九十歲的高齡，因此也成為我們這個故事的耐心的講述者。

　　說真話，如此宏大而沉重的題材，要寫成一本給今天的孩子們能夠看懂和接受的小說，委實是有難度的。這個難度不僅僅因為歲月久遠，還因為我對這個題材抱有野心，既想要寫出歷史的寬度和深度，又想寫出一本能夠賺到孩子眼淚的書。掂量來掂量去，我決定選用一個親歷歷史的老人的敘述口吻，讓作品呈現(xiàn)紀實的感覺，方便小讀者的情緒進入。而通篇的節(jié)奏，我確定必須是明快而敞亮的，是老人在遲暮之年對童年往事的動情回望，是舊日情景再現(xiàn)，也是千萬里追尋之后的生命絕唱。如此，進入寫作后，從小說的“楔子”開始，我一直在克制，克制，不斷地提醒自己：文筆和故事要有趣，要率真，要日常，要歡樂?？墒菍懙轿猜暎疫€是抑制不住心中的悲傷，以至淚眼模糊，無法正常打字。我心疼我筆下那些年輕的生命，年輕的靈魂，他們是一顆又一顆劃過天際的流星，如此耀眼又如此短促。他們留下來的那一張張干凈的笑臉，歷經(jīng)漫長時光，依舊迷人鮮亮。

　　至于書名，因為小說的背景發(fā)生在四川華西壩，起先我順理成章給這本書起了個名字叫《壩上的孩子》，倒也樸實和貼切，可是我又覺得讀者容易誤會成這是一本寫鄉(xiāng)村留守兒童的書，就把書中描寫的鋼琴曲的名字《野蜂飛舞》抓過來做了書名。一讀到這四個字，我眼前就出現(xiàn)華西壩上萬木蔥籠、蜂飛蝶舞的場景，那種俗世的富足歡樂跟接下來要寫到的殘酷戰(zhàn)爭恰成對比，更讓人有一種美好被撕碎的疼痛。

作家黃蓓佳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抗戰(zhàn)題材的兒童小說書寫始終是一個沉重而艱難的命題，雖然題材有可能為作品帶來史詩般的張力，更是作家面向民族歷史的一種責任感的體現(xiàn)，但我們知道，戰(zhàn)爭與童年之間存在著諸多天然的對立，這正是戰(zhàn)爭題材兒童小說寫作的難度所在。那么，在歷史敘事、戰(zhàn)爭敘事和兒童文學寫作倫理之間，您是如何考量的？

　　黃蓓佳：抗戰(zhàn)中的這些大學在中國抗戰(zhàn)史中是一個獨特的存在，在我的目光所及中，全世界似乎還沒有第二個國家，發(fā)生過像我們國家這樣大規(guī)模地遷移學校，以保存民族的文脈，保存民族的精英，珍貴的人才，給我們這個國家的人種能夠高質(zhì)量地延續(xù)生命留下了希望。在滿目瘡痍頓困頓不堪的戰(zhàn)爭年代，那一大批從國外留學歸來的，一向是高高在上養(yǎng)尊處優(yōu)的大學者大教授們，陡然間從高空落到了泥坑，他們會如何適應這個變化？他們的素養(yǎng)、情操、知識分子的處事方式、報國的理想甚至是夢想，如何延續(xù)和堅守？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。文學作品就是要寫出人的困境，人處在絕境之中的那種絕地求生，艱苦困頓中迸發(fā)出來的人性之光，這是非常迷人的文學題材，有很大的探索空間可供我們這支筆在其間騰挪。即便是兒童文學，這也是一片可供開墾的處女地。

　　當然，因為年代久遠，因為情況復雜，因為歷史總是被迷霧層層包裹，要開疆辟土相當?shù)夭蝗菀?。可是我喜歡這樣的挑戰(zhàn)。越難啃的饅頭才是越能滿足我們的咀嚼欲望的。

　　所以，在這樣一本書中，最難處理的就是兒童文學如何描寫戰(zhàn)爭這個課題。對于成人文學，可供選擇的方式與借鑒的經(jīng)驗有許多，但對兒童文學來說，解決方案實在并不寬裕，因為面對兒童，我不可能放任自己的筆觸，給他們展示那些殘酷的情節(jié)和殘忍的畫面。反過來，我們又不能回避歷史的真實，回避戰(zhàn)爭的屬性，因為，讓孩子們知道戰(zhàn)爭的反人類性質(zhì)，也是人類社會的教育任務之一。面臨這樣的寫作難題，我能選擇的做法就是控制。必須找到一種恰到好處的敘事方法，以達到量上的控制和內(nèi)容上的避讓。比如書中三個年輕生命的犧牲，我都沒有正面描寫，而是通過事后追述來完成。三個人中用力最多的沈天路，也就寫了一百多字。但是，恰恰是這樣簡單的追述，在前面的鋪墊已經(jīng)足夠，張力達到最大之后，驟然的一句收尾，反而使平靜的文字變得暗流奔涌，更有力量，更令人唏噓不已，回味無窮。

　　還有，《野蜂飛舞》不是一部橫切面的小說，它有縱深度，從頭至尾貫穿八年抗戰(zhàn)的時光，所以書中的人物有成長性，從童年到少年到青年。這當中就不可避免要寫到少年人青春的萌動。像大姐和程渝生、沈天路和黃橙子之間，都有這樣愛情萌動的時刻。這樣的或重或輕的情感，要不要寫，怎樣寫，費了我不少心思。如果書中人物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我可能就選擇避讓了。但《野蜂飛舞》不一樣，“榴園”是抗戰(zhàn)后方的一種特殊的存在，榴園的孩子都生活在特別民主的西式家庭，從小接受現(xiàn)代教育和現(xiàn)代閱讀的滋養(yǎng)，所以情感的萌動是自然而然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躲避它反而會不真實。即或如此，我還是盡量將這樣的情感控制在似是而非的不確定狀態(tài)，或者用偶然與意外將它們不經(jīng)意地中斷，或者將情感的雙方處理成不對等的狀態(tài)，使其無法發(fā)展。值得慶幸的是，如此處理之后，小說不但規(guī)避了兒童文學中的一大難題，反而使作品的整體變得輕盈而有趣。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談到宏大主題的書寫，或者富于現(xiàn)實主義精神的寫作，因為堅持對時代生活的密切關注，對人的生存境遇的密切關注，對民族靈魂的密切關注，堅持直指人心、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學追求，具有強烈的震撼力和感染力。然而，“宏大敘事”往往與日常生活有著距離感，尤其是對兒童文學文本而言，需要尋找一個以小見大的切口，在真實的大背景下，將宏大敘事轉化為曲折動人的故事和鮮明豐滿的人物形象。顯然，《野蜂飛舞》尋找的正是宏大敘事的兒童文學路徑。那么，如何讓宏大主題的文學書寫，具有更為豐富、細膩、真實的藝術可能，《野蜂飛舞》在故事的選擇、結構、情節(jié)、人物塑造，語言等方面，做了怎樣的藝術探尋？

　　黃蓓佳：“榴園”作為我的小說場景，它在抗戰(zhàn)后方是特別之中的特別，因為榴園里的住戶們都是留洋回來的大學者，個個身懷絕技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鮮明的決絕的形象和個性，不人云亦云，也不隨波逐流，卻又滿腔知識分子的熱血和報國之心。在榴園這個小世界里，氤蘊著濃濃的文明、文化、理想、自由、明亮向上的一種氛圍，有別于世俗、有那么點孤寂、清高、不屑于平凡人生的意思。在榴園長大的這些孩子們，終日熏陶在那樣的氛圍里，自然就有了跟普通家庭孩子不一樣的地方，所以他們也特別獨立，特別有主見，特別自由，特別優(yōu)秀，才會發(fā)生我作品中寫到的那些故事。同樣，作品中那些人物最后的命運，也才特別感人，特別可信。如果換成抗戰(zhàn)中普通老百姓的家庭，我的小說就完全不會這么寫了，那會是完全不一樣的人物故事和命運。

　　每個作家在設置人物性格時，都要絞盡腦汁做一個通盤考慮，因為性格決定命運，性格設置出來，才能順著性格往下捋人物故事，一條一條地順理成章地通向命運終點。當然，其中一定要有人物的性格在故事中途出現(xiàn)大的反轉，精彩就在這種反轉之中。所以我寫下《野蜂飛舞》這個標題之后，接著寫下來的就是這句話：“相伴短暫，離別漫長，整個天際，都是你飛過的自由。”這句話暗示了我這部小說中主要人物的命運，是點題之筆，我特別希望讀者們能夠關注到。

　　六個孩子中，沈天路是男主人公，當然是我花費了很多力氣去寫的，我對他寄予了最多的憐愛和溫情。但是大哥克俊才是我偏愛的角色，他從內(nèi)到外都極其優(yōu)秀，不是那種尖銳的張牙舞爪的優(yōu)秀，是恰到好處的很紳士風格的溫暖，比較中庸，比較含蓄，善解人意，自帶兄長風度，有理想，有熱情，有健壯的體魄，但是又有足夠的冷靜，足夠的清醒，關鍵時刻又絕不會含糊?？傊痪湓挘沁@個家庭中最讓人覺得靠得住的一個孩子。寫他的犧牲，我只用了一句話：八月初，我哥在密城前線犧牲。因為寫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心疼得筆都阻塞了，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展開文字，多一句話的描寫都是多一份殘酷，我自己的情緒受不了。

　　大姐書雅，家中的長女，照理說應該是最能干最懂事的，可是她上面有一個更懂事的哥哥，又因為她特別聰明漂亮，事事處處都是拔尖兒的，她就自己寵自己，寵成了一股勇敢無畏的勁兒，放大了她的理想主義，哪里危險偏要往哪里去。在那個時代，從大后方千難萬險去投奔延安的年輕人，很多都有書雅那樣的個性。很多人滿懷熱情地投奔革命，反復磨礪一點一點地適應，把自己打磨成革命所需要的石子，日后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。可惜書雅沒有走完她一生的歷程，英勇犧牲在抗戰(zhàn)勝利前的那一個月。這個結局也是符合她的一往無前的性格的。

　　書中的主人公是黃橙子，她上有哥哥姐姐，下有弟弟妹妹，父母的目光無論如何也不會太多地關注到她的身上，因此她的人生空間更加寬松，不受拘束自由生長，自說自話地長成了一副“野小子”的模樣，但是內(nèi)心深處又藏了一個不曾長大的小女孩兒的特別柔軟的心靈。正因為如此，當她和沈天路的心靈一旦碰撞之后，才會覺得彼此契合，擦出火花。以她為主人公，用她的視角來統(tǒng)領整部小說，是因為當年她的年紀不大又不小，略知人事，又懵懂幼稚，一切都看在眼睛里，卻未必知其所以然，小說因此便呈現(xiàn)一種半透明的毛茸茸的質(zhì)感，比較符合兒童閱讀的心理。

　　因為黃橙子是書中最重要的人物，全書幾十個人物中，我第一個要想好的就是她的名字。主人公的名字往往會決定整本書的明暗調(diào)子，文字風格，以及命運走向等等。那一天也是靈感突現(xiàn)，腦子里莫名就冒出來“橙子”這兩個字，立刻我在心里就認可了它，覺得既隨意，又親松自然，而且明亮，透明，可愛，芳香。由橙子而想到給這家人按上一個“黃”姓，這樣一來，黃橙子，特點更突出，更加上口好記。取完名字后我還掙扎了好久，怕讀者誤會跟我的姓氏重合，書中有沒有我自己家族的影子。可是我琢磨了一兩個小時，反反復復在心里盤恒，還是決定不放棄這個“黃”姓。黃和橙子，多么適配啊，再沒有更好的選擇了。

　　果然書出版之后還是有誤會，有人問黃橙子身上有沒有我的影子？這本書有沒有一點家族歷史的意思？我在這里鄭重聲明：一點也沒有。我很希望這個優(yōu)秀的家庭跟我有關，可惜我高攀不上。

　　書中的另一個主角沈天路，他又有跟黃橙子不同的成長歷程。他的父母追隨革命，在蘇區(qū)犧牲，他出生之后就被送往四川老家，輾轉在幾個親戚家生活，受盡人世間的白眼和顛沛。所以當他被黃橙子父親接到“榴園”之后，發(fā)育不良而又鄉(xiāng)音濃重的這個孩子是自卑的，膽怯的，警惕的，也是跟這個家庭的孩子們游離和格格不入的。之所以讓他一直管橙子的父親叫“叔”而不叫“爸”，是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外來者的姿態(tài)比較舒服，既有了對這個家庭的認同，又保持著不多不少的小孩子的個人尊嚴，對塑造沈天路的形象有利。

　　全家人當中，第一時間接納他的是橙子的母親，母親的角色是普通家庭婦女，識字不多，有小家小戶女人的親和力，沈天路本能地意識到母親是這個家庭里跟他的相似度最高的人，是他能夠平視的長輩，故而他很快就管橙子母親叫“娘”，娘也對他最為憐愛。而對橙子的父親，他一直叫“叔”的那個，他則始終保持著景仰、愛戴、心悅誠服，以及不多不少的距離。

　　黃家的這些兄弟姐妹中，沈天路對大哥最敬重，對大姐是“惹不起躲得起”，唯獨對黃橙子，他們在性格和靈魂中有高度契合，都屬于一種帶鄉(xiāng)土氣息的、質(zhì)樸平凡的低姿態(tài)的人，他們兩個從開始的怒目相對到后來的親密無間，是人物個性發(fā)展的必然結果。在這個家里，黃橙子只有在沈天路面前才可以放開天性為所欲為，沈天路也只有面對黃橙子時才能夠充分地敞開心靈，他們彼此接納，相互靠攏，形成介乎兄妹和戀人的那樣一種特別自然和舒適的關系。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“相伴短暫，離別漫長。整個天際，都是你飛過的自由。”“很多年之后我還記得那天晚上的星空。那么多的星星，排山倒海一樣，一聲吆喝就會從天上嘩啦啦地傾斜下來一樣，那么的密，那么的莊嚴又熱切……”類似的流淌著盎然詩意和充沛情感的行文，在文中比比皆是，無比動人。您在寫作這樣一部作品的時候，是處于一種什么樣的寫作狀態(tài)？這種寫作狀態(tài)如何可得？

　　黃蓓佳：《野蜂飛舞》寫了兩三個月，改了三四個月。寫的時候全身心投入，精神充盈、豐沛、亢奮，晚上躺在床上還會想，想到興奮處，睡不著，要吃安眠藥。有時候想到好情節(jié)好對話，怕一覺睡醒忘了，爬起來記在床邊的本子上。改的時候就從容許多，慢慢琢磨，徜徉在自己作品營造的氛圍中，很享受，好像陷在夢境里一樣，改到最后都舍不得出來。

　　說真話，寫這樣的作品是比較辛苦的，不說自己情感上的投入（消耗氣血），就說為了力求細節(jié)的真實，給讀者故事人物猶在眼前的感受，我不知道翻閱過多少資料，大到二戰(zhàn)的全部進程，中國抗戰(zhàn)的每一次重大戰(zhàn)役的時間地點，小到當年四川地區(qū)的米價油價，藥品的供應，交通工具，包括槍支和戰(zhàn)斗機的型號，我都是查資料查出來的。感謝現(xiàn)在手機上的強大搜索功能，給我的寫作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幫助，要放在二十年前，我寫這部小說，恐怕桌子上的文獻材料要堆成小山了。

　　細節(jié)的真實才會帶來整體作品的真實，閱讀的時候才會有身臨其境的感受。一部作品是馬虎對付胡編亂造，還是投入心血費時費力，一讀就會知道，因為閱讀的體驗完全不同。

　　但是這樣的寫作狀態(tài)可遇不可求，也不能經(jīng)常重復，體力、情感都承受不住這樣的大喜悅大痛苦。作家如果節(jié)奏太快地燃燒自己，反會欲速而不達。所以我現(xiàn)在手中在寫的小說，就是另一種風格，追求極致的簡單，語言、人物、故事、對話，完全白描，零度感情投入。

　　中華讀書報：數(shù)十年來的文學創(chuàng)作，您很少寫烏托邦式的幻想故事，往往都是聚焦時代和社會風貌，作品里流淌著寬闊和溫潤的人道主義。那么，作為一為聲名卓著的成人文學作家，您是因為什么原因開始了兒童文學寫作？在兒童文學寫作中寄寓了您怎樣的期待和情感？

　　黃蓓佳：二十年前有感于女兒的教育問題和成長的煩惱，寫了一本《我要做好孩子》，沒有料到就此與兒童文學結緣，再也沒能離開。原因很多：出版社種種手段的催促，孩子們對我的作品的喜愛，寫童書時的全身心的快樂，成人文學市場的萎縮和成年人對文學閱讀熱情的消解……

　　必須說，成人文學的寫作經(jīng)歷給了我一個比較高的臺階，跟一些純粹的童書作家相比，可能我關注的社會面更加寬廣，也更在意作品中對人性深度的挖掘。

　　中國的社會差距太大，鶯歌燕舞和水深火熱同時并存。城市里的孩子掙扎在課業(yè)和輔導班之中，做夢也不會想到咫尺之遙的地方還有同齡人為生存而煩惱?？v觀中國當下的兒童寫作，娛樂化、低齡化、簡單化的東西太多，對提升兒童的心智成長沒有太多幫助。快樂的文學當然需要，適當?shù)哪丶怃J也不應當回避，否則孩子將來走上社會，猛然間從童話走進現(xiàn)實，那種心理沖擊力太大，會出各種問題?；叵胛倚r候，七八歲的時候，因為沒有兒童文學可讀，一步就跨進了長篇小說和外國經(jīng)典文學閱讀，一樣讀得津津有味。兒童的可塑性極強，可以說，你給他什么，他就會接受什么。暫時讀不太懂也沒有關系，似懂非懂反而更加深印象，更會記憶深刻。因為他要努力去懂，要踮起腳尖去夠，這個努力的過程，踮腳的過程，就是他自己思考和適應的過程，會促使他長大，成熟。

　　如果站在一個成人作家的角度上看兒童文學，感覺可以開拓的東西還有很多。兒童文學不僅僅是校園文學，它應該涵蓋更廣闊的社會內(nèi)容。兒童文學跟成人文學之間也不應該有特別明確的界限，好的兒童文學，成年人一樣能看得津津有味，甚至應該更令人動容。兒童也是完整意義上的人，而且是社會的人，一切的喜怒哀樂脫離不了社會性，把社會背景寫出來了，豐富性就出來了，人物才能從時代底色中突顯，呼之欲出。準確而誠懇地描寫人物，這是對文學的尊重，也是對兒童的尊重。

　　無論是成人文學還是兒童文學，寫作的難度不在于選擇題材，在于如何寫好一個題材。寫什么不重要，怎樣寫才重要。最不能做的是跟風，追熱點，有投機心理。寫作需要沉淀，從生命和時光的深處去打撈東西，哪怕一部當代題材的作品，也要想深想透再動筆。還有就是，作者自身的素質(zhì)很重要，價值觀很重要。我最見不得那些缺乏人性之光或是價值觀混亂的作品。作品的深度，反映出來的是作者自身的深度，你讀了多少書，你做過什么樣的思考，你有什么樣的智慧，透過作品，一眼能夠洞穿。瞞得了外行，瞞不了內(nèi)行。

　　（中華讀書報記者/陳香）